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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福林:政府替代市場帶來惡果 需破行政性壟斷

2014-09-25 15:44:52 和訊網 

  和訊網消息 和訊網對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遲福林進行了專訪,談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以下為文字實錄:

  政府替代市場帶來惡果

  和訊網:很多人說,剛剛舉行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給人們帶來振奮的感覺,您對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有什么看法?

  遲福林:我是改革研究方面的學者,所以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發布感到特別興奮,我感到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改革決定,是個具有歷史性的決定,因為它有幾個大的議題:

  第一,把國家治理體制和現代化作為我們改革的重點,這在過去是沒有的。

  第二,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從基礎作用上升為起決定性作用,我認為這是個重大的突破。對于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對于發展現代市場經濟將會產生重大的影響。

  第三,更重要的是,現在改革進入到利益關系調整時期,深刻性、復雜性遠超過去的時代,需要主動擔當、歷史擔當的精神。所以,我本人高度評價這個問題。當然,這個《決定》要接地、落地,尚需做出很大努力,可能還要沖破各種各樣觀念的束縛,還會有這樣那樣的一些困難和阻力,但是大方向,大戰略的選擇是符合改革大趨勢,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我作為學者不僅給它很高的評價,而且也有很大的期盼。我們國家如果未來三五年按照這個方向在多方面有個實質性突破的話,就可以開創未來十年、二十年好的發展前景。

  和訊網: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對中國經濟發展,將會帶來一些什么樣的影響?

  遲福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提升到決定性作用,這是個巨大或者重大的歷史性的決定。

  第一,我們的經濟發展取決于市場,市場決定經濟增長,也就是說市場決定經濟增長的轉型。我們國家到新的發展階段,內需是個巨大的潛力,也是個突出的優勢,可是這個潛力、優勢怎么發揮出來?如果還是繼續靠行政推動的做法,那么就可能會造成像北京霧霾這種東西會越來越重。

  那么靠什么?還是要靠市場的活力來激發經濟發展的潛力,市場決定經濟增長十分重要。如果我們的經濟增長能建立在市場決定的基礎上,那么我們巨大的潛力就能發揮出來,內需的優勢能發揮出來。

  我初步算了一下,大概未來十年左右,我們整個全社會消費總量會由現在20多萬億達到未來50多萬億左右,如果能實現這樣的目標,我們未來十年7%左右的增長就有了最重要的條件,問題在于,消費市場的環境要形成,適應13億人消費的大需求,消費結構升級的大趨勢,才可能把潛在的市場需求變成現實市場的發展,我想這是重要的。

  市場決定著經濟增長能給中國帶來十不年、二十年左右,7%的增長前景。如果真能達到7%左右的速度增長十年、二十年,那我們國家就可以進入到一個高收入國家行列。

  第二,市場決定要靠什么?就是市場決定著資源配置。

  那么我們現在很多問題出在哪里呢?還是老問題,比如說土地等各種要素市場常常行政配置的特點很突出,它的活力沒有發揮出來,價格不能真實地反映市場的供求關系,所以,市場從基礎作用到決定作用一個很重要的,決定什么?就是用市場的辦法決定資源價格,決定資源配置,這樣它就遵循市場規律,然后我們來尋求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路子。這十分十分重要。

  第三,市場決定企業的發展。我們的企業靠什么?企業是由市場環境形成的,如果沒有市場經濟,社會資本的活力,創新創業的活力就很難激發出來。市場決定著發展。

  我們提出發展以混合所有制經濟為主要選擇,市場決定企業發展,它就會朝著進一步激發社會資本的活力,社會資本可以平等地參與國有企業改革,可以進入某些壟斷行業里某些環節,這個社會資本才能夠更好地發揮作用,而不至于一部分社會資本外流。當然,這還需要市場相關的制度建立。我們還要靠創業的活力,創業靠什么呢?創新也靠市場,這很重要。

  第四,市場決定有為的政府。

  我們過去出毛病出在哪里?政府往往替代了市場,所以政府主導型的特點比較突出,地方政府層面的公司化傾向也比較突出,這對做大經濟總量起了很重要的推動作用,但問題是它積累了更深層次的矛盾,具有不可持續性。比如規模城鎮化造成城市嚴重的交通問題、霧霾問題。市場決定性,我們才知道政府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市場決定下我們才說政府是個有為的,有效的,有責的,有力的政府。所以,我們說理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核心的問題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前提下,它的作用界限,界定以及它作用的發揮,才是逐步走向一個有為、有效、有責、有力的政府,改變政府常常期待市場的行為。在這樣的市場大方向下,政府開始提出來負面清單問題,權力清單問題,這就是在市場決定下政府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界限清楚,才能集中力量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從這樣一點說,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它能直接推動經濟改革,同時它也牽動改革發展的全局。對此,我想應該有個客觀的、全面的估計。

  行政性壟斷嚴重存在需破題

  和訊網:很多人對政府的支配性作用還是有很多向往,包括現在我們看到很多政策還是政府干預,比如土地市場。為什么政策已經出來,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但還是會有這么多的政府干預?

  遲福林:過度迷信市場不好,但過度迷信政府更不好。為什么在現在的情況下大家對政府的依賴性更強?

  第一,現行的發展方式還處在轉變的關鍵時候,過去行政推動、投資拉動的特點特別突出,心理上正在轉換的過程中。

  第二,現在很多制度也和這個相關聯,比如地方把GDP做大了,對領導干部考核就是個重要的指標,很多制度是與這個相關聯。

  第三,在現實生活中,很多權力還集中在政府,就放給企業,放給社會,放給市場的權力還放不到位。

  綜合來講,尤其作為我們這樣的轉型過程來看,過度依賴政府還是個突出矛盾的問題。因為在經濟生活里是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只有改變政府主導型的增長方式,改變為市場主導下,我們才能夠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所以,我們有個核心的問題,正處在經濟轉型、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階段,如何能夠讓政府回歸公共服務的主體角色,如何以此形成一整套相關的制度,還處在一個繼續破題的階段。所以,我想我們可能在很多方面過度對政府依賴,是我們經濟生活中的一個突出的問題。

  我們需要政府,需要一個正能量的政府,需要一個有為的政府,有效的政府,有責的政府,有力的政府,但我們更需要市場,更需要政府的作用建立在市場的基礎上。如果繼續把地方政府公司化,繼續堅持行政配置資源,那我們不僅經濟生活,社會生活的矛盾問題會越來越突出,更何況現實經濟社會生活中大量的矛盾、問題看出來政府需要解決民生的問題,社會的問題,這些問題更為重要?赡茉诮洕罾,政府的市場監管更重要。一個奶粉大家都不放心,都要到海外、到香港市場去搶購,影響了香港市場,你說這是什么問題呢?它就是一個政府市場監管不到位,如果政府能把市場監管真正到位,這對于我們消費大市場是個多好的事情。

  和訊網:在市場化改革方面,您覺得在中國最緊迫方面的改革在哪些領域?

  遲福林:市場化改革是個大題目,我想現在有幾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資源要素價格改革要提速,F在很多資源要素價格改革和整個市場發展還不相適應,所以,我建議,在未來兩三年,在資源要素價格改革方面應該有所突破。

  第二,與此同時推動利率、匯率市場化進程,這對于我們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進一步加快市場開放程度有重要的影響。

  第三,加快以國有企業為重點的混合所有制發展,我們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是個大方向。核心的問題,重點的問題是國有企業,從管企業向管資本過渡,如果能打破壟斷,在壟斷行業拿出一些項目讓社會資本進入。

  第四,市場監管的轉型,市場決定著監管的轉型,就是說要把行政審批和市場監管分開來,由以行政監管為主走到以法制監管為主的路子上來,我們這個監管才會有力、有效。

  第五,更重要的是要改變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體制機制,在這方面涉及一系列的矛盾問題,也就是說市場化改革依然是我們需要從多方面繼續破題,這樣才能以市場的活力來激發我們經濟發展的活力,不要以為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搞得差不多了,我認為還遠著呢,許多深層次矛盾問題尚處在破題的階段。

  和訊網:您剛才說國有企業改革是市場化改革非常重要的方面,您認為未來國有企業改革重點應該放在什么地方?

  遲福林:我想國有企業改革有幾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能不能夠在國有企業改革中讓社會資本參與到國有企業改革中,這需要破題,只有國有資本和社會資本相融合起來,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可能我們才找到一個比較好的企業組織形式。

  第二,應將國有資產管理體制要改革,從管企業向管資本的過渡,我看有關部門還沒有拿出這樣的方案,你管資本哪里需要配置我就可以配置,而不是單一的國有制,是追求資本的效率和效益。

  第三,要在壟斷行業改革上繼續破題,現在壟斷行業改革遠不到位,資源壟斷還存在,更重要的是行政性壟斷嚴重地存在著,這些問題我們說了多少年沒有大的突破,能不能盡快地推出一批在壟斷行業里重要的項目,向市場開放,向社會資本開放,這對于我們整個企業改革應該說也十分重要。

  和訊網:您剛才說的非公經濟參與國有企業,這樣能對國有企業改革起到什么樣的作用?

  遲福林:我想,第一,倒逼國有企業改革,逼著你要改。

  第二,它可以激活國有資本,國有資本和社會資本參與更追求它的效益。

  第三,改變它的單一國有企業管理方式,使得它的組織方式、管理方式更有效率。所以,社會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應該說它給國有資本的改革會帶來革命性的影響,我想這塊很重要。所以,三中全會《決定》選擇的混合所有制的方向,我認為是符合在市場決定下企業發展一個大的方向。

  顧雛軍案說明應嚴格保護產權

  和訊網:我注意到有這樣的精神鼓舞,現在民營企業開始努力地去追討自己的權利了,比如顧雛軍、蘭世立這幾個案件,有說準備重新審理,通過這樣一些案例判決來推動民營企業能有更大信心發展,對此您怎么看?

  遲福林:總結我們這些年的改革事件,第一,在產權保護,尤其是私有產權保護方面還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如何建立嚴格的法制化產權保護制度,我想對于穩定社會資本預期,調動社會資本積極性,更大程度的激活社會資本是至關重要的。

  第二,法制化的營商環境。我們是靠行政手段干預這個事情,還是通過法制軌道解決企業中間的矛盾問題?我們很多的矛盾問題是由政府的介入而產生的,如壟斷的問題,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優化營商環境,我認為十分重要。

  要解決社會資本和私人資本的一些問題,必須有行政行為的改變,以及相關法律的改變,以及在全社會營造有利于社會資本發展的大環境,我們需要在多方面做出這些努力,以避免過去不應當出現的事情出現。

  和訊網:也就是說,不管顧雛軍還是蘭世立案怎么判,一直走的是法治的途徑是很好的。

  遲福林:是的。我們應該通過法治的渠道去解決問題,當然這個法治是多方面的,首先法律上要對私有產權的嚴格保護,是個大前提。

  應相信農民會處置好自己財產

  和訊網:您多次強調,農民財產權遭遇很多缺失,這些缺失您認為主要反映在什么地方?

  遲福林:我們90年代就提出來,賦予農民長期而保障的土地使用權。因農民的土地使用權是農民最大的物權,也是農民最大的財產權,所以要問農民財產的缺失在哪里?我認為是土地財產權的缺失。

  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是一種簡單的債權還是物權,我認為它是有限的產權,是一種物權。就是說它可以抵押,可以轉讓,這樣就不至于農民工進到城里來兩手空空,尤其是第一代農民工,他可以帶著資本到城里創業。所以,如何解決農民土地財產權的缺失問題,是解決農民財產權一個基本、主要的矛盾。所以,這次“兩會”我有個提案,關于農民土地財產權的一些相關建議,我想在這些方面我們還有相當大的改革空間。

  當然也有不少人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但我想在堅持集體經濟的前提下,應該承認農民對土地使用權是一種物權,這種物權應該成為農民主要財產權的來源或主要的組成部分,那么我們的農民相當一部分才可能根據這個財產權的實際擁有逐步富起來,成為中等收入群體。否則,僅僅靠一般的農業生產、種糧食很難改變現在比較突出的城鄉收入差距問題。

  和訊網:您認為農民的財產權物權化,就是土地方面如何推進比較合適呢?

  遲福林:我想有幾件事兒很重要。

  第一,你得承認,它不是個簡單的承包關系,而是賦予他一定意義的產權,土地是集體的,但使用權是可以轉讓的,使用權是可以繼承的,使用權是可以抵押的,也就是說首先要承認它是一種物權。

  第二,在承認物權的前提下,土地應當由市場配置,是一種市場行為,你就不要輕易侵犯他。

  第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關鍵問題是政府的行為,農村土地有一定的特殊性,特殊在兩條:核心的問題是用途管制,再加上不能破了土地規劃這條紅線。在嚴格的用途管制和土地規劃的前提下,農村的土地應當由市場來決定,這樣才有可能建立一個城鄉統籌的土地大市場,也有可能農民在這種土地大市場中獲得更多的收益,來提高他的實際收入水平。

  和訊網:市場在土地資源改革當中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

  遲福林: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對于農村來講,我想在用途管制的前提下,第一,他可以激活這個土地市場,而不是政府征用了然后高價轉給開發商,激活市場、激活農民的積極性。第二,提高土地的利用價值,因為在市場過程中,我們過去農村的土地,是在壓低其價格。應該提高它的價值。第三,他可以實現土地適度的規模經營,即使種糧也能提高效益。所以,農村土地的配置在嚴格用途管制的前提下,用市場配置的辦法來激活農村土地大市場,這是一篇大文章,雖然具有很多特殊性,但是第一要相信市場,第二要相信農民,不要把農民的短期行為說得過于嚴重,只要這個土地財產權給了農民,相信農民不會輕易出手的,他們會十分珍惜這個土地財產權的,也相信農民有了這份土地財產權才成為我們農村耕地主要守護者,他不會輕易來處理。

  所以,相信市場,相信農民,我想這兩塊很重要,我們現在過渡相信政府,相信政府很重要,政府在農村土地的規劃管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回過頭來看,農村土地市場的亂象很大程度上和我們地方政府各種不恰當的行為是直接聯系在一起的。

  和訊網:有很多人提到,美國的農民數量其實是很少的,只占人口總量的百分之一點幾,您認為中國未來的農民也會像美國的農民那樣嗎?

  遲福林:我90年代曾經到美國一些大農場、家庭農場看過,中國的情況和美國不一樣。中國不太可能走到美國農業規;洜I上來,中國人多地少,所以,我的看法:

  第一,中國以家庭為主的經營制度還是適合我國農村基本國情的制度安排。

  第二,即使這樣,我們農村的勞動力還是過多,適度地轉移農村勞動力還是我們未來十年、二十年很重要的事情。

  第三,在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可以通過農業服務業的發展把一家一戶連接起來,在我們堅持家庭經營主體的前提下使農業走向現代化,這更重要,當然,這個現代化也包括適度的規模經營。我不大主張社會資本到農村大量圈地,我認為社會資本進入農村更多的是現代農業服務,比如機械、運輸、加工、包裝,如果能夠通過社會資本把農業服務現代化做起來,對我們農村的發展,一家一戶的發展如何走向現代化應該會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國的農村情況比較復雜,可能不會走向美國這種情況,但是再復雜要相信它的基本規律,相信農民,相信市場。把這兩條和相信政府結合起來,我們才能走到一條或者尋求一條符合中國基本國情的農業現代化發展之路。

  和訊網:現在有很多人表示,在農村土地撂荒的很多,這是不是由于土地沒有進入到真正種田能手手里,所以導致土地撂荒。

  遲福林:土地撂荒的現象在有些地方還比較突出。我想這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農業生產價格偏低,或者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偏高,使得農民收益相對偏低,很多人就不愿意種地了,價格因素還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農業現代服務不適應農村的發展,如果說一家一戶種糧、種菜、種瓜果和現代服務、運輸、加工、包裝、銷售迎合起來就能提高它的土地利用價值,這還不夠。

  第三,在農村也有適度規模經營的問題,我們現在適度經營規模做得還不夠,在堅持家庭作為經營主體的前提下發展適度的規模經營還大有空間。

  和訊網:對于農村宅基地未來的流轉問題,現在有很多討論,您對此怎么看?

  遲福林:我看到一些部委官員的表態,不允許城里人到農村買房,未來我想這樣的限定可能不太符合市場發展的規律,如果有些人愿意到農村去,為什么不可以呢?其次,將來農民的房產是屬于自己的,他有了房產證以后,為什么不可以轉讓呢?這樣一些東西,我想在農村的宅基地以及在宅基地上房屋政策的調整還有很大的空間。

  第一,現在有很多不規范,小產權確實搞得比較亂;第二,人為的制約也阻礙了農村市場的發展;第三,在這個前提下,應當積極地去試點,怎么樣搞活宅基地,怎么樣使得農民的房產權能和城里人一樣具有產權,在這個基礎上農民可以有自愿出售的權利,這方面還要加快試點,規范發展的過程。

  服務業重要領域需對外開放

  和訊網:您在書里提到很多中國服務業開放方面的問題,您認為中國的服務業開放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

  遲福林:服務業開放第一要有總體的估計,中國服務業發展我認為是兩點,一是發展比例還是低的,二是水平是低的,所以向市場開放,社會資本開放,外來資本開放第一可以加快它的發展速度,第二可以提高它的發展水平,這是總體的估計。第二,我們還有很多認為的限制,比如醫療市場、教育市場,為什么不能夠在適當對社會資本、外來資本放開呢?我想這個放開更有利于把自己的學校進一步地搞好,有利于公立醫院、公立學校的改革,可能我們未來服務業的開放,教育、醫療、文化市場的開放依然需要繼續破題,在這方面需要打破原有政策和體制上的束縛。

  未來幾年,隨著我國消費結構升級,消費釋放的大趨勢,加快服務業的發展,提高服務業的發展質量是大勢所趨,而要加快服務業的發展,提高服務業的質量。除了我們自身加快服務業相關的改革和政策調整以外,恐怕很重要的措施是加快市場開放。所以,我一再主張以服務業為重點的市場開放,將是我們下一段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領域。

  和訊網:您提到醫療行業的開放,在北京遭遇到很嚴重的看病難的問題,這與我們醫療市場不足夠是不是有很大的關系?

  遲福林:應該說是有很大的關系,我們現在很多三甲醫院,北京一些大醫院真是比菜市場還熱鬧,遠遠不適應這種需求。如果在原有法律規定、標準準入規定前提下,能夠更快地向社會資本開放,適度地向外來資本開放,既能夠滿足我們醫療需求,緩解這樣的矛盾,又能加快提高我們醫療的服務水平。

  和訊網:現在醫療方面的問題很多,包括醫患矛盾是不是也都有關系?

  遲福林:是的,我們現在醫療需求在加大,供給不足,在供求矛盾加大的情況下,很多矛盾會產生。第二,我們公立醫院的改革還大有空間,還不到位,我一再提我們公立醫院改革九個字“公益性、專業性、獨立性”,公立醫院首先是以服務公益目標為主,第二要嚴格它的標準是以專業性為特點,你一個醫生的職稱代表了你的社會價值和醫療水平,沿革這樣的事情,才使你的服務得到社會承認,同時實現自身的價值。要是校長治校,院長治院,應該把一些真正專業性比較強的,醫院治理結構要和它的專業發展相適應,不能完全行政化。完全行政化的可能解決不了我們醫院改革當中多矛盾的問題。

(責任編輯:鄧益偉 HN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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